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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2014年前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为股权投资市场输送了海量项目与充裕资金，直接推动行业迈入一段高速扩张周期。然而，伴随宏观环境转向、二级市场估值回调，叠加前期部分投资泡沫的破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催生的投资热潮逐步退潮，行业随之步入深刻的结构性调整阶段。2024年以来，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同比下降43.0%，募资规模同比下降20.8%——这些数据背后，正清晰映射出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根本性变革。

　　行业调整期已成为机构的“生死试金石”，2024年行业出清速度更是创下历史峰值。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自2021年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数量达到15012家的峰值后，该数值已连续3年下滑；截至2024年12月，存量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数量为12083家，年度净增量为-810家，同比下降6.3个百分点（pct），降幅较2023年呈现收窄态势。具体来看，2024年行业新增管理人118家，较2023年减少198家，同比下降62.7个百分点（pct）；同期注销管理人928家，较2023年减少798家，同比下降46.2个百分点（pct）。

　　这一转变的出现，主要源于两大核心原因：其一，从社会需求维度看，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饱和阶段，一般性社会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宏观经济发展逻辑从“以量为先”转向“以质为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随之面临更多结构性挑战；其二，从技术创新维度看，中国科技发展从过往的跟跑演进至当前的并跑，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这一转变直接推动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而科创类企业往往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支撑，因此，除资金外，能助力其强链补链的深度赋能，成为企业的核心诉求。

　　从政策驱动维度看，2024年“科创板八条”的出台具有标志性意义——政策明确提出“提高并购重组估值包容性，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收购优质未盈利‘硬科技’企业”，为硬科技领域并购退出直接打开政策空间。政策落地后，半导体行业率先掀起产业整合浪潮：纳芯微通过收购麦歌恩进一步完善磁传感器领域布局，长电科技收购晟碟半导体80%股权强化产业链协同，这些案例清晰印证：并购已从过往的“补充退出方式”，升级为硬科技领域的“核心退出路径”，通过产业整合实现退出的模式在该领域逐步走向成熟。

　　作为缓解股权投资“退出堰塞湖”的关键工具，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在国有资本主导推动下实现规模化突破。2024年以来，中保投资设立20亿元智集芯基金、兴泰资本发起28亿元合肥共创接力基金，叠加2023年四川振兴交子接力基金等存量布局，国有资金通过S基金为股权投资市场“兜底流动性”的导向愈发明显。这类基金通过受让存量基金份额，形成双向价值：既帮助早期投资者高效实现退出、回收资金再投新项目，也为新进入者提供低估值布局优质成熟项目的机会，构建起“退出-再投资”的行业良性循环。

　　此外，股权转让、回购等传统非IPO退出方式仍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据行业统计，202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案例中，股权转让占比29%、回购占比28%。多种退出方式的协同发力，让股权投资机构可根据项目特性灵活匹配路径：例如半导体设计企业可依托产业链整合需求优先选择并购（对接产业资本），成熟期项目可通过S基金转让份额快速释放流动性，高成长项目则等待IPO窗口机遇——退出策略的“工具箱”得到显著扩容，适配不同行业、不同阶段项目的退出需求。

　　从岗位设置维度看，“主管退出的合伙人”这一角色开始逐步落地。据行业公开信息，上海某VC机构近半年新增的3名员工均专注于退出业务，且明确“并购退出人员享受carry，按退出金额分成”；北京某VC机构也表示，“退委会已成为机构内部召开频率最高的决策机构，召开频次远超投委会”。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退出工作从“被动等待”向“主动运作”的核心需求转变：以往退出事务多依赖投委会兼顾决策，如今则需要专人对接并购方、S基金、被投企业等多方主体，专项开展交易谈判、估值测算、风险把控等专业化工作，而专职退出合伙人的设立，恰好确保了退出工作在机构内的优先级与资源投入力度。

　　随着中国投资机构业务向全球延伸，需直接与黑石、KKR等国际资管巨头同台竞技，此时单一业务模式的局限性逐渐凸显。这些国际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机构，业务边界早已突破传统风险投资（VC）与私募股权（PE）范畴，广泛覆盖二级市场证券投资、房地产、信贷、基础设施等多元资产类别。这种多元化布局具备显著优势：既能满足全球不同地域、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也能通过跨周期资产配置与多策略组合，提升整体收益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