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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领域，只要可以拥有一支小而精、专而强的研发队伍，配合国家和企业不计成本的投入，就可以在全球某领域保持最顶级水平。一旦某项技术迅速扩散，成为通用型技术后，它的尖端性就不存在。研发体系就需要探寻下一个更加尖端的技术。但100多年来，由于基础理论并没有颠覆性的发展，技术体系也在一个较为确定的框架内延伸。如今大部分先进科技，都能追溯到冷战时期奠定的框架。冷战之后并没有提出太多能够颠覆人类整体发展的新技术体系。（目前人工智能可能唯一的颠覆性技术革命，但是人工智能走向通用型AI的路还很长）。

　　雷少华：近些年来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无人机、通信技术、航天航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等领域开始呈现井喷式发展，这不是通过单一领域的某一项技术能够实现，而是由于技术的外溢性形成的系统性发展的结果。例如，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技术不仅来源于汽车工业，很多技术曾经也被应用在其他领域里，后来被拓展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因为技术本身是通用的具有外溢性。“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和“信息工业”三大平行产业链形成的跨界融合，从而促使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得以爆发式增长。

　　中国新质生产力产业体系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这是我们整个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三大核心支柱。这三大支柱打通了技术的通用型障碍，使得产品可以呈现出任何形态。这三根支柱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全产业体系。只有“全”了，才能把技术应用到各个领域。看似一夜之间的突破，其实是因为中国已经构建了技术应用的土壤，就能长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参天大树，这就是中国的产业发展思路。中国追求的是整体论体系性发展，而不是单一领域单一产业。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高度融合。西方经济学经常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分开，认为国家就是国家，市场就是市场，国家不能干预市场。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高度融合的体系。党的“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这种高度融合体系。“三个代表”的第一个代表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从中国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唯物主义原则来改变国家命运，整个国家必须要建立在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基础上，技术与产业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手段。

　　中国的产业发展之路非常激进。一旦掌握了新技术，中国政治体系就会快速推动技术应用，实现先进技术向产业的快速转化，这是其他国家不具有的体制优势。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制约不同利益集团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动机，拓展出一定的市场空间让先进技术被快速应用。很多技术的应用和迭代建立在新型基础设施之上，而新型基础设施又是超大规模资金投入和超大规模团队协作的体系性的结果，而这恰恰和我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体制性优势相匹配。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无线通讯、航空航天这些先进技术，都建立在完整的新型基础设施基础之上。比如 5G 基站的建设，高速铁路的发展，都要依托庞大的新型基础设施才能被应用。中国政府在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常激进。从 2008 年至今，我国高速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四万公里；中国百姓已经习惯于享受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生活。如果没有国家在金融领域的推动、没有国家在数字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移动通讯以及稳定的银行交易体系，怎么可能发展出如此庞大的移动支付交易？因此，无论是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的发展，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平衡各方的力量，允许并推动两大移动支付体系接入现有庞大的银行系统中。虽然移动支付最早诞生在美国，但是美国却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传统金融势力一直在阻碍移动支付的发展，庞大的信用卡体系怎么可能让新型移动支付交易体系取代它？航空集团、石油工业以及传统汽车产业怎么可能让高速铁路甚至电动车取代他们？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能够快速迭代，也是中国政府激进的产业政策培育的结果。我国从 2008 年开始快速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今天中国新销售汽车的电动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目前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680万台，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可怕。背后正是中国政府激进的产业政策在起作用，这种激进政策的核心就在于要先培育市场、构建产业集群，完善价值链，然后形成产业与市场的高度融合，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并不存在“国进民退”这种二元化对立，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国有和民营共生的基础之上。民营经济依托于整个国有经济体系。国有经济是大树，民营经济是藤蔓。树越高，藤蔓才能爬得越高。

　　中国产业发展路径就是由政府来构建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的基础设施，然后由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来进行市场竞争，提供完整的市场服务以及加速新技术迭代，这其实是一套非常有效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融合的体系。中国从来不会制造二元对立，市场不能干涉政府决策，政府也不能完全制约市场发展，中国永远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融合和平衡。更加重要的是，一旦中国政府认定了某一条技术路线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它就会持续不断坚持下去。我一直认为“点错科技树”这句话是有问题的。“科技树”不会被点错，“科技树”是一条技术路线，由于缺乏庞大的基础设施以及市场体系支撑，才会导致了某一条技术路线没有办法往下走。不可否认某些技术走着走着就走不通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技术本身没有点错不点错之说，只有技术本身无法产业化，或者市场体量不够大无法产出足够的商业利润，它才会走到死胡同。所谓的“点错科技树”是一种“事后诸葛亮”武断。

　　举一个现实案例：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经历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由科学家提议、中国政府规划、科研院所协作、国有企业试点、市场体系推广；第二阶段是在2014年，这一年围绕到底新能源汽车是否还要继续发展，政府和市场都出现了争论，最后一锤定音的是习在上汽集团视察时，他坚定地说，“我们要推动新能源汽车继续发展”，从而政府和市场形成了共识，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去推动产业集群的构建、推动市场规模的拓张。如今，当动力电池和智能驾驶技术突破，动力电池、智能驾驶和已经构建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相融合，形成了排山倒海般的产能规模优势。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光伏成为中国出口“新三样”。

　　林毅夫老师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两个“有”基础上，分别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但我认为还应该需要第三个“有”，就是“有力共识”。如果政府、社会、企业和市场不能形成共识，如何推动新产业体系的发展？“共识”首先必须是决策体系的共识，也就是讲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什么主义，能让百姓富裕起来的“主义”就是好“主义”。同理，不管什么技术，能够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发展的技术就是好技术，一旦发现这条路能走通了，就快速推动产业化与市场化。所以政府、企业和市场能够形成共识，这是中国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雷少华：应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来看风险与挑战。在国际层次，技术已经变成了地缘政治冲突与争夺全球主导权的工具，因此中国在科技和产业发展方面遭遇来自西方国家的疯狂围堵，速度发展越快，围堵的强度就会越猛烈。在国内层次，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升级让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产业地理的再次重组。具有新型产业研发能力以及构建新型产业集群潜力的区域，如果不能抓住这一轮产业升级，将永远失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窗口期。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产业发展门槛低，上升通道宽，因此可以建立全国均等化的工业体系。国家可以有一万个织衣厂、织袜厂、制鞋厂，但是不可能有一万个华为、一万个DeepSeek，一万个大疆。此时此刻全球都在重构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工业体系过程，我们国家内部的产业地理结构也在进入快速重构期。

　　例如东北区域的衰落是因为传统重工业体系无法快速攀升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体系中。产业升级这一过程非常残酷，即使是目前发达区域，一旦不及时抓住机会，也会被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抛弃。例如去年重庆的 GDP 惊人发展，甚至超过了广州等中心城市。这是因为重庆依托新能源汽车制造这一新型产业体系，抓住了这一轮的产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今年江苏省媒发布“江苏三问”，反省为什么江苏没有诞生DeepSeek、宇树科技；改革开放后的浙江，以民营经济为发展主体，其生产体系嵌套在欧美的市场体系内。如今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后，浙江转型速度也非常快。它抓住了新质生产力，从而有了以“六小强”为引领的新型产业集群，促进了整个浙江朝着更高更先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攀升。中西部城市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合肥的集成电路和汽车工业，重庆的智能制造，西安的火箭卫星大飞机等。对于中西部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把现有的产业体系转化为迅速向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应该把先进制造创造的财富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福利型国家。让机器创造财富，人民享受社会福利带来的美好生活，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不是意识形态，是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生活方式。不是未来可期，而是未来已来。这也是中国加速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根本原因。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就是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未来将无法形成全国均等化的产业体系。既然不能从起点上均等化，就要在终点上均等化。主席时代，建构了全国各地生产制造能力均等化，也就是从创造财富起点的均等化。而如今产业体系的差异化必须要建立财富终点，也就是分配的均等化体系，即 “共同富裕”。这就需要通过政府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同群体收入调节分配、构建完整的消费市场，从而追求最终结果的均等化。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当然我可能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所有的理想都要从现实起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一步总是要迈出去，无论它有多难都要往出迈。

　　中国 “全国一盘棋”的政治结构、地理结构、经济结构，本质上与数字产业体系完全匹配。因为数字产业体系追求的是标准统一、市场统一、法律统一。因此西部不仅不会在这一轮的产业周期中被淘汰，反而它将发挥比先前时代更重要的作用。中西部被暂时“抛弃”是在我国改开后融入全球化时代那一个特定时期。因为是否能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取决于地理位置，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的产业体系可以嵌套在欧美的市场体系内。而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则取决于“数据、算力和电力”，这恰恰是中西部的巨大优势。“东数西算”工程、“西电东输”工程等等，构成了整个中西部发展的新的时代机遇。

　　在中国融入全球化时代初期，西部的地理位置是劣势，但是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反而转化为优势。西部丰富的水利、廉价的电力、广袤的土地、以及地理纵深形成的天然安全屏障，都是西部地区在数字时代的先天优势。因此西部现在一定要抓住算力、能源这两大发展机遇。同时我国也要改变过去东部压缩西部利润的发展模式，东部从西部购买电力和算力来促进西部发展。过去沙漠几乎是国家的负资产，但是到了今天以后，沙漠就变成了可再生能源的大基地。西部建设能源与算力中心，东部提供数据与市场，共同服务于庞大的新质生产力与全产业体系，共同下好“全国一盘棋”。再加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共同促进西部的发展。

　　雷少华：我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讲，“比较优势”理论，尤其是“绝对比较优势”，其实是披着现代经济学外衣的“种族主义”理论。亚当·斯密指出“分工”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础，各国都应该发展自己绝对优势的产业。大卫·李嘉图改进了绝对优势理论，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无论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都是披着自由主义经济学外衣的“种族主义”学说。这些理论把世界各个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我的优势在于纺织、冶金、航运、金融；你的优势就是种植小麦、大米、咖啡、棉花；他的优势采矿、畜牧、酿造。所以你们没必要发展制造业，因为你没有比较优势。你只要专注种植棉花，然后我把棉花运到英国纺纱、制衣，你再用你卖棉花的钱购买我生产好的产品，这种自由贸易，让我们日子都很幸福，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发展工业。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用了一个看似自洽的逻辑构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但是从后发国家的角度来说凭什么我们的宿命就是种香蕉、种棉花？这种所谓的国际贸易理论，本质是为了维护英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主导地位。

　　不能说绝对或者比较优势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的确不同，不是所有的国家什么产业都能发展起来。但如果都遵循这样逻辑去发展，那么美国为什么不继续种棉花，为什么后来一定要发展制造业，发展高科技？韩国明明没有发展高科技的比较优势，也没有资源禀赋，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半导体，发展汽车和船舶制造呢？我们会发现，凡是能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都是打破了所谓比较优势的国家。国与国的关系不同于国内的省与省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可能每个省都有华为或者大疆，国内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建立不同的产业分工，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力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从而使国内得以均等化发展。但是国际上是不可能的，比较优势被一旦建构在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之下，它就变成了一个掠夺性的体系，用布林肯的话就是“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坐在餐桌上的人控制着“比较优势”，在菜单上的你没有比较优势，就永远只能是别人的菜单，别人的盘中餐。

　　因此，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其实是建立在巩固西方发达国家优势的基础上的学说。如果一个国家相信了“比较优势”，就永远被锚定在菜单的位置上。中国的发展，包括美国的发展、韩国的发展都是突破了所谓的“比较优势”。建国以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发展重工业，如今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攀升，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什么绝对或者比较优势。正如钱学森讲的：“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精神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个“天”就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些忠诚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理论家构建一套具有完美逻辑闭环的认知体系，让后发国家接受这一理论体系，从而在使后发国家在认知和现实上永远被锚定在全球产业的固定区域和结构中。

　　：虽然我很不喜欢“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必须承认，“比较优势”理论有它逻辑自洽的地方，无论是上天的恩赐还是老祖宗的遗产，每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讨论全球南方如何突破“比较优势”理论，就要回归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就在于它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虽然你没有，但我愿意跟你共享；虽然你没有资源禀赋，但我协助你把公路修起来、铁路建起来、当地人员可以流动起来。中国建工业园区，通过诸如“鲁班工坊”等小而美的方式培训当地年轻人。依托提供教育、培训和技术来改变当地所谓的禀赋不足造成的贫困。中国的发展坚持唯物主义，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发展也坚定的以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原则。

　　雷少华：中美发展AI的不同逻辑，核心还是如何处理科技和产业的关系。美国追求的是AI的技术与资本市场关系。因此美国必须不计成本在AI的研发领域保持绝对优势。美国的AI发展战略是资本逻辑，通过 AI 创造庞大的资本市场。这种资本逻辑就是美国必须要代表科技的最前沿，控制主要算力、主导全球最先进AI模型。因为只有最前沿的技术才能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资本逻辑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垄断。为什么资本和技术很容易结合？因为技术具有垄断性。一个国家可以有一万个制衣厂，但不可能有一万个华为。一旦垄断的技术和垄断的资本融合，就变成一个封闭的排他性的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要在AI领域疯狂打压中国的原因。

　　中国的AI发展战略则是产业逻辑：新技术必须加速与制造业产业融合。中国的产业体系的根本逻辑是 “‘有’胜于‘好’”，非常唯物的实用主义。在AI领域，中国的目标是将AI 与各个产业体系融合，让AI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底座，促进中国所有产业体系实现全面升级。所以 ChatGPT 和DeepSeek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开源，是否融入制造业产业体系。目前美国的AI追求构建一套完整的资本与技术的垄断的体系，必然是排他性发展模式。而中国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开源模型，追求的是产业思路，谁都可以接入，工厂、企业、医院、学校甚至个人。资本逻辑和产业逻辑完全不一样，美国必须要在AI无限投入，同时要形成排他性体系。中国的发展则是追求开放与科技平权。科技不是为资本服务，而是为产业服务，所以两国现在的差异越来越大，美国不断追求AI技术的垄断性，中国追求AI技术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规模，我坚信产业逻辑必将战胜资本逻辑，开源模式最终会打败垄断封闭。

　　雷少华：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中国在产业发展领域行动力很强。只要认定了一套技术体系，就会快速推动技术商业化和市场化。中国和当年苏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苏联追求是技术的“领先”，缺乏市场逻辑，技术无法转化为市场利润，导致苏联在一定阶段内可以保持技术的绝对优势和领先。但是当技术需要持续投入，当无法形成有效循环时，就很容易影响民生。而技术转化商业化有利民生，能够创造市场利润，最终可以反哺更新技术的研发。美国之所以能够拖垮苏联，正是因为它形成了技术和市场的有效融合。

　　今天中国和美国技术与市场的融合模式的不同在于，在技术向市场转化这一方面，中国政府更有行动力。中国能够平衡所谓旧生产力和新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以一种稳健的方式逐渐过渡。比如为了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收紧一定的燃油车市场，把更大的市场空间留给新能源汽车。但当传统燃油车产业出现危机时，国家仍然要采取一定政策维持传统燃油车的发展。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取代关系。所以《中国制造 2025》成功的核心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注重长期规划、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朝令夕改，更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终止。长期规划加上渐进发展，使所有规划都是可实施的，而非不切实际目标或幻想。《中国制造 2025》的成功就是中国体制性优势体现。这种体制性优势也是美国恐惧的根本性原因。《中国制造 2025》是全方位的综合性产业规划，追求系统性发展，而非仅重点支持某一两个具体领域。中国的产业规划是制造庞大的电梯，让所有人一块上升。而不只是提供一个爬杆，只让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企业才能往上攀升。

　　雷少华：顾清扬教授的说法有道理，但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看到的是某几个领域，而我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其整个科技产业体系并非分割成具体的小领域。表面上看，美国的苹果、IBM、微软等科技企业是自由竞争市场创造出来的科技巨兽，但这只是西方经济学营造的对美国经济的片面解释。实际上美国庞大的科技产业是建立在国家完整的研究体系和政府采购基础上。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提供了大量基础研究，人们往往以为硅谷是科技创新的基地，其实硅谷更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资本运作将现有科技实现市场化。因此硅谷最活跃的并非研发人员，而是VC(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PE(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是一批既懂技术、懂市场，又懂投资逻辑的人，他们会精准判断某项技术是否有未来市场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投资逻辑构建了硅谷科技创新环境。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中国在创新核心逻辑上与美国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与美国相比，中国现在缺少的是像硅谷那样庞大的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职业投资群体。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美国上市融资？因为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确实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全球其他国家无法匹及的成熟服务体系。在新型科技向市场转化、将新兴技术迅速培育成可应用的成熟技术方面，我们还相对比较薄弱。这一点上，顾清扬教授的说法有其借鉴意义。但顾清扬教授只看到了中小企业在市场应用方面的活力，而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所创造和构建的超大规模资金投入与超大规模团队协作的基础设施体系。没有这样庞大的基础设施，阿里、腾讯、美团等企业根本发展不起来。中国之所以能在移动互联网经济成为全球引领者，正是由庞大的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物流基础设施以及巨大的市场所推动的。因此民营经济非常重要，他们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群体，但民营经济也需建立在国家综合科研体系和基础设施基础上。所以我部分支持顾清扬教授的观点。以杭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力量很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背后完整的全国性产业集群、先进的基础设施、超大规模市场、以高考为代表的普惠性高等教育提供的极为优质人才规模。

　　总结来说，理解中国整个产业的发展需关注四个核心支柱：新型技术的研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产业集群构建、新市场规模扩张，这四“新”构成了中国发展的核心支柱。这四个核心支柱不应过度强调某一区域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否则中国经济会非常脆弱，比如若杭州经济受挫，中国的创新就会受影响。中国的活力来源于技术平权，技术研发不会集中在某一区域。例如，DeepSeek虽被称为“杭州六小强”之一，它的母公司公司注册地和管理总部在杭州，但其研发中心在北京，这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优势。中国之所以能对抗美国的技术与产业封锁，是因为中国这种综合体系，每个区域都是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而非结果仅来自特定区域。中国的产业集群规模大且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像美国金融集中在东部华尔街、新型科技在西部硅谷、电影在好莱坞、汽车产业在密歇根，中国的产业集群是分散在全国不同区域的跨区域集群，这是一种分布式多中心模式。某区域的代表性企业就像冰山一角，其背后是庞大的体系，并非仅由该区域代表。

　　雷少华：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模式难以被复制。首先在于社会平权。中国从唐朝开始就开始打破门阀士族的社会结构，尽管仍存在形成此类结构的动力——人性自私会导致抱团，但是被中国的强有力体系约束着，使其不会成为普遍结果，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达到中国这种社会平权的均等化程度。新中国不仅完成了工业结构转变，还完成了彻底的社会改造，其最极致的结果是破除对权威的迷信，追求社会平等，形成了追求平等的社会认知。因此，在中国无法通过穿着判断人的社会地位，比如广州最富有的人往往穿着普通T恤和夹趾拖鞋，在北京穿西装领带、皮鞋锃亮的可能是房产中介。

　　雷少华：西方常攻击问题，若总结产业经验时加入平权内容，可增强我国在全球舆论阵地中的优势。“负责任”是中国体制的特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言必信、行必果；中央政府政策一旦成文就必须实施。中国政府从机构到领导人讲话文件不渲染、不吹牛。这种体系的优势在于像一头勤勤恳恳低头拉车的老黄牛能干事、干实事，但劣势在于不符合现代传播学规律，无法形成商业化传播效果。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讲好中国的产业故事和平权故事非常重要。讲好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讲好中兴华为等企业在非洲、拉美建设基站、推广4G和5G，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百姓也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文明的故事。无论是非洲还是拉美、无论是在遥远的西藏新疆山区与繁华的北京上海，绝大部分人能享受到差别不大的网速，能够买到同一档次的科技产品。让所有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现代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人权。

　　我一直认为，不但不必担心某些工厂迁移到周边国家，反而需要按照主观规划和客观产业规律，鼓励一些工厂转移到周边区域。因为产业是庞大的体系和链条，不能仅看终端在某一区域就认为整个产业都转移到了那里。我们要构建完整的跨区域产业链，牢牢抓住源头工业、母机工业等核心部分，终端环节虽然重要，但不必用封闭、狭隘的思路去看待。让周边邻居富裕起来，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核心目标。就像买房子，既要关注小区内部品质，也要看重周边配套和环境。如果中国很富裕，而周边地区却很贫穷，就必然会出现跨国犯罪、人口走私、毒品交易、电诈等全球治理难题。我们绝不希望中国出现大批非法移民以及跨国犯罪情况。避免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让周边区域发展起来，与他们分享一定的市场、技术和产业，形成更庞大的国际大市场。所以，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样板，就是中国在东南亚、中亚形成有效的共同市场，这既是我们发展的有效样板，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融入这个共同大市场，不仅能获得当下经济发展，也能赢得未来发展。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有能力构建更庞大的市场，并不意味着给周边国家的发展设置天花板，而是向周边国家开放更大的市场，这也是中国提供更大范围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体现。我们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完全不必担心冲击本土各类商品。东南亚等地区的很多产品，比如农产品，与我们的互补性很强。我们缺少热带农业耕种区，向东南亚等国更大程度开放我们的农产品市场，既能让中国老百姓享受丰富多样的热带水果，也能让东南亚老百姓获得更多市场和财富。因此，在美国越来越封闭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开放，以更开阔的胸怀对待周边邻居的发展，让他们融入中国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从而富裕起来。当前全球最核心的产品制造业都在中国，富裕的邻居和人民自然会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要做的就是保证技术不断迭代、持续提供新型产品。

　　第三，我们形成了完整的新型产业与产品生态体系。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背后依托的智能网联、网络服务、智能驾驶，5G基站、车路协同、卫星互联网，形成了完整的空天地一体化数据传输链；同时，新能源汽车还依赖由“水、光、风、煤、核”构建的庞大智能电网。这正是中国产业的优势所在，中国能源体系从过去的开采挖掘自然资源转向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去无限制造能源的重大革命。这种完整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成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四，中国已进入以中国市场为引领的全球市场结构转型阶段。DeepSeek、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哪吒》电影，分别代表了软件、硬件和文化创意三大领域。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产品体系，共同特点是不再以欧美市场而以中国市场的标准和体系为核心进行设计和研发。例如《哪吒》电影主创人员并不在意外国观众是否听得懂“急急如律令”、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完全按照中国制定的标准设计和生产。在新型产业体系中，中国制定标准、持有专利、构建市场，形成了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全球运营体系。DeepSeek也是如此，其追求的是产业逻辑，采用开源模式，因此根本不用在意美国的封堵。

　　中国现在拥有的是全新的设计、标准、产品、应用、市场和制造体系，与全球在技术、产业和市场方面逐渐形成代差。中国业已成为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标准的制定者、专利的持有者和市场的构建者。只有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标准才是新质生产力，无法满足中国市场的体系都是落后生产力。这种代差不是单一产品的不同，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态体系。优势是中国能在新产业体系中快速发展，缺憾是可能导致全球市场被分割，因此中国才要加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那些愿意共享中国新型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国家，形成更大的全球大市场。

　　总结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必须改变思想认知：首先，我们已经过了“与国际接轨”的阶段，如今要“让世界与中国接轨”。这不是妄自尊大，而是现实——中国在移动支付、社会安全、数字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产业发展无需再刻意迎合他人，并且要吸引世界与中国接轨。这种思路转变会促进中国更大程度的开放，比如中国打破了遵循传统的外交对等原则，主动给符合条件的国家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投资领域，实施新的外资投资负面清单制度，除了明确不允许的领域，其他领域全部开放，让外资投资范围和力度更大。中国之所以能如此开放，源于自身的自信、能力和认知提升。

　　其次，外贸已从发展目标转变为发展结果。很多人长期存在一种迷思，认为我们一直在与西方同赛道竞争，是非此即彼零和博弈。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新赛道，拥有自己的全新的体系、赛道和标准，与美国、欧洲等并非同赛道的竞争关系，而是在两个赛道上吸引合作伙伴。王毅引用金庸先生的诗句“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来形容这种状态很贴切。我们的发展已能跳出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决策模式。过去为了“与国际接轨”， 我们的决策往往建立在他人决策的前提条件下，决策受制于西方的标准和逻辑；如今则超越“与国际接轨”的历史阶段，转向了以我们自身发展逻辑为决策前提。他人的决策只是相关变量，而非决定因素。这种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不再依赖他人的决策，而是按自身发展目标前行。对一个国家而言，强盛的标志之一就是面对任何压力时，都能坚持自身标准体系和发展路径，不受制于人。一个超越传统地缘政治， 一个让世界与中国接轨的时代正在进行中。中国正走向全新的未来，并且未来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