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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診和醫療諮詢對應不同法律關係。”《法治日報》專家庫成員、北京市律通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鄭中臣介紹説，“醫療諮詢”通常是建議性的意見，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不存在醫療服務合同關係，醫師不能開具處方。而互聯網“問診”是可以針對疾病出具診斷結論並在線上開具處方的，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存在醫療服務合同關係。醫師通過線上諮詢，對患者所諮詢的病情提供簡單意見和初步甄別，不屬於診療行為。線上諮詢過程中，患者可以口述症狀而不上傳病歷資料，沒有在醫療機構首診的患者也可以線上諮詢醫師，這與不得對首診患者開展互聯網診療活動有明顯區別。

　　“至於電子商務平臺混合體，常見的包括阿裏健康京東健康等，服務內容包括藥品銷售、問診、配送。”秦鵬博認為，此類綜合商業盈利與醫療便民的診療與電子商務平臺混合體是未來互聯網醫療平臺的發展方向。而由於銷售者、醫生、運輸的身份合一，此類平臺往往需要履行包括食品藥品銷售的注意義務、醫療服務中的審慎義務、運輸服務合同義務等在內的諸多法律義務，也要承擔診療、商品銷售、運輸所帶來的種種侵權和合同法律責任。

　　2018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頒佈《關於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這是互聯網醫院第一次寫進中央政府規章文件中。”鄭中臣介紹説，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此後又頒佈《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規範（試行）》，3個文件明確規定了互聯網診療、互聯網醫院、遠程醫療服務中的准入條件、執業規範等內容，是目前規範互聯網醫療的主要的三個規範性文件。

　　“但上述均是規範性法律文件，根據行政處罰法關於行政處罰設定的規定，不能規定違反執業規則將面臨哪些處罰。”對此，鄭中臣建議，在立法層面應進一步明確互聯網診療活動中的相關法律責任，提高違法成本。同時，從事互聯網醫療業務的機構及平臺應嚴格按照互聯網醫療規範要求，全面增強合規意識，制定和落實好內控制度。在合作過程中處理好信息安全、隱私保護、醫療損害等潛在風險並對責任承擔進行明確約定，以控制自身風險，並落實好在互聯網醫療過程中的保險責任。

　　針對互聯網醫療活動涉及主體較多，法律關係較為複雜的現狀，秦鵬博認為首先應當建立互聯網平臺實體化監管模式，依據實際身份與功能定位厘清義務和責任。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時應當利用穿透式審判思維，剖析真實法律關係。其次，實現三位一體，着力將法律規範中對於網絡平臺的定位、各平臺協議中對於自身的定位和實踐中用戶對於網絡平臺的定位相統一，避免出現較大偏差。最後，在缺少統一立法的背景下，各地對於互聯網醫療産業監管政策、監管措施、處罰標準不統一，存在跨區域監管難度大、政策變動性大、經營管理風險大等種種阻礙優化營商環境的現象，需要出臺全國統一的、更高位階的法律法規，需要統一司法裁判尺度，進一步引導行業健康發展。